- 刘锋杰;
<正>“童心说”获得无数青睐,各类文论史都对它赞美有加。我提出重估,不是否定它的革命性意义,是想更清晰地界定它的来源、内涵、边界与实际的接受情况。“童心说”非“良知说”之直用;“童心说”非“性灵说”的主要思想来源;“童心说”与“赤子说”的心学正脉属性相区别,决定了“童心说”未能成为日后抒情思想之主要基础。“童心说”与“良知说”之抵牾多数学者承认“童心说”与心学的关系,但“童心说”与“良知说”的关系实是模棱两可的:一方面,它固然受到“良知说”的启发;另一方面,它又脱离“良知说”而独立。在李贽,“童心”是诗学概念,将“童心”释为“真心”,是人的唯一应有之心,离其就会虚假,失去成为有价值之人的可能性,并用其概括文学的特性,即“童心者之自文”。左东龄指出:“除在《童心说》一文中运用外,在其现存著作中未再有第二处使用者。”
2024年12期 No.108 48-50页 [查看摘要][在线阅读][下载 984K] - 向天渊;
<正>语言作为人之存在、思维、表达及交流的载体,随着时代、社会的发展而改变。现代汉语发生、发展于近现代的中国。近现代以来,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不仅社会关系裂变、社会阶层重组,民族命运、国家前途、文化发展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。这些变化必然凝定在语言中,显现于语音、文字、词汇、语法、语义、语用等各个层面。如此演进逻辑,似乎意味着,语言仅仅是社会、历史之变化的承受者、表征者,但事实并非如此,多数情况下,语言和相应的观念往往率先改变,进而引发社会其他方面的革故鼎新。
2024年12期 No.108 51-53页 [查看摘要][在线阅读][下载 944K] - 汪卫东;
<正>聚焦《狂人日记》:日本学者对“自觉”内涵的寻找日本学者将《狂人日记》视为“鲁迅”诞生的标志。竹内好试图在《狂人日记》中寻找文学家鲁迅产生的秘密,认为“鲁迅的文学,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‘无’的某种东西。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,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,所以如果没有了这根抵上的东西,民族主义者的鲁迅,爱国主义者的鲁迅,也就都成了空话。我是站在把鲁迅称为赎罪文学的体系上发出自己的抗议的”,而“赋予这种态度的是《狂人日记》。
2024年12期 No.108 54-56页 [查看摘要][在线阅读][下载 944K] - 李静;
<正>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,中国当代文学的“学院批评”迅速发展,至今仍是批评实践的主要构成部分。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各类文学知识生产,无不将学院作为“首要制度场所”,也无不以学科教育与科研体系作为制度基础。而“批评”无疑是学院生产体制中非常特殊的一种,其对当下的介入性(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近距离)、超越专业研究的公共性(批评家的知识分子属性)、基于主观审美体验(与知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相背离)等特征都使得“批评”在进入学院体制时并不那么一帆风顺。
2024年12期 No.108 57-59页 [查看摘要][在线阅读][下载 945K] - 吴攸;
<正>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是中西思想与文化相遇的重要场域。在西方文论中,中国问题始终是作为外部的、可供选择的“他者”而存在的,但西方学者关注中国问题的范式与方法,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知识视野和问题意识。西方文论本身也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知识领域,因而其看待中国问题的范式也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。20世纪初法国作家、理论家维克多·谢阁兰(Victor Segalen,1878—1919)开创了“多异美学”(une Esthétique du Divers),尊重多元文化并捍卫多样性之美,强调了“差异”与“他者”的价值与力量;当代法国哲学家、汉学家弗朗索瓦·朱利安(Fran?ois Jullien,1951—)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,开辟了谋求“多元共生”的对话主义汉学研究路径,以“间距”超越“差异”。他基于“经由中国,反思欧洲”的“外部解构”方法,将中国视为哲学工具与反思方法,推动中、西双方反思自身传统、追求彼此“未思”(l’impensé)。
2024年12期 No.108 60-62页 [查看摘要][在线阅读][下载 1153K]